David Bai · 2026-08-22 · 系于 费格雷斯书 4.15
一
社会伦理与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最终总要落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上：一个社会对它最穷的那些人，究竟有什么责任？
很少有哪句话比下面这句更能道出这个问题的道德分量。它出自墨西哥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隆（Salvador Díaz Mirón），后来刻在韦拉克鲁斯的一座纪念碑上：“只要还有人缺着不可少的东西，就没有人有权享用多余的东西。”
这是哥斯达黎加现代制度之父何塞·费格雷斯·费雷尔说自己记了一辈子的那句话（费格雷斯书 4.14—4.15）。
这个道理很难反驳。一个社会里，一部分人坐拥极度的丰裕，另一部分人却缺食物、缺住处、缺教育、缺基本的医疗——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的。
然而，把这条道德原则变成一项政治授权，问题就来了。谁来判定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根本所需”的？国家一旦有权划定和执行这条界线，便同时取得了对私产、消费、收入乃至个人选择的权力。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当政府试图靠越来越集中的控制去消灭不平等时，追求社会正义会变成限制经济自由的理由，最终变成限制政治自由的理由。
所以现代治国之难，不在于重新分配财富。难在于建起一套制度：既托住人的尊严所必需的底线，又不掐死那些能创造出繁荣的自由、激励与个人责任。
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两场差别极大的实验，正好说明了这一难处。在哥斯达黎加，何塞·“堂·佩佩”·费格雷斯·费雷尔靠民主制度、废除军队、投资教育与公共福利来谋求社会稳定。在新加坡，李光耀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纪律、储蓄、资产所有权、经济竞争力。两个社会的差别再大不过，但它们指向同一条经验——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不一定要只依赖政府供给；它可以由一套把公共投资与个人责任接在一起的制度来保障。
二
经济上的实情：不制造依赖的福利
在比较这两个模式之前，先要面对一个基本的经济现实：经济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家分不下去。
不论政策的形式是现金转移、补贴、公共住房还是别的社会福利，再分配终究要靠底下那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撑着。如果购买力大幅上升，而商品与服务的供给没有相应增加，物价就会上涨，把福利的实际价值侵蚀掉。新冠疫情期间那些极不寻常的财政与货币干预，正说明了在需求支持与供给约束之间取得平衡有多难。
这并不是说再分配天然会引起通胀，也不是说社会项目在经济上都具有破坏性。设计得当的转移支付可以减少贫困、稳定消费、在冲击面前保护家庭。真正的问题在设计和激励。
当福利的给付方式打击工作、储蓄、投资或者提高工作能力的动力时，这套系统就会起反作用。可反过来，一个把人完全暴露在疾病、失业、残障和贫困面前的社会，会动摇社会稳定，也会浪费掉人的潜力。
所以最有效的制度往往取中间那条路：给出一条谁也不该掉下去的底线，同时保住那些鼓励人们在底线之上自己把日子建起来的激励。
三
新加坡模式：资产、储蓄与共付
李光耀开始改造新加坡的时候，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常规意义上的优势。自然资源匮乏，土地有限，地缘政治与经济上的脆弱都很严重。于是他把人力资本当作新加坡最重要的国家资产。
新加坡没有去建一个以无条件转移支付为主的福利国家，而是建了一批把大量国家支持与个人贡献、个人责任接在一起的制度。
补贴式的自有住房
建屋发展局（HDB）成了这套战略的支柱之一。新加坡并非简单地给国民提供永久免费的住房，而是造出一套让大量家庭能够买下补贴住房的机制。
这个区别很重要。住房在这里不只是一项消费性福利，而是一项资产——它是九十九年的租约而不是永久产权，但它是可以持有、可以抵押、可以继承的财产（参见李光耀书 2.14—2.15：组屋不是租给人住的，是卖给人的；人守自己的东西才肯拼命）。
自有住房让家庭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有了一份自己的股份，同时也让国家得以推进可负担住房、城市规划与社会稳定这些目标。时间一长，房产也成了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
共付原则
医疗走的是同一套哲学。通过中央公积金及相关计划，新加坡建起了一套把强制储蓄、政府补贴、保险机制与个人负担合在一起的体系。
它的原则不是医疗在使用的那一刻完全免费。个人被要求承担一部分成本，而当成本高到个人负担不起时，国家大幅介入。
目的是保住一点价格意识和个人责任，同时不让医疗开支变成能够击垮一个家庭的灾难。
以工代赈，而非被动福利
新加坡也把重心放在就业与技能上，而不是单靠无条件的收入支持。像“就业入息补助”（Workfare）这样的计划，补贴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并支持他们提升技能。
背后的想法很直白：社会政策应该帮人变得更有经济能力，而不只是补偿他们继续被排除在经济之外。
这套做法并没有减轻政府的责任。恰恰相反，新加坡政府在住房、医疗、教育和退休储蓄上扮演的角色大得不寻常。这个模式真正的特点在于：政府的介入常常被设计成去强化参与、储蓄和所有权，而不是取代它们。
结果是一份很特别的社会契约——国家提供大量支持，而国民被期待去贡献、去储蓄、去工作、去积累资产。
四
哥斯达黎加模式：民主的和平红利
哥斯达黎加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
一九四八年内战之后，何塞·“堂·佩佩”·费格雷斯·费雷尔成为国内的主导人物。当时的哥斯达黎加以农业为主，资源有限，但有着相对长的民主传统。费格雷斯看清了一件事：这个国家不必用军事力量去和更大的国家较劲。
于是哥斯达黎加做出了现代政治史上后果最深远的战略决定之一：废除常备军，并在第二年把这一条写进宪法（参见费格雷斯书 1.12）。
这个决定造出了可以称作“民主和平红利”的东西。
哥斯达黎加不必把大量国家资源投在维持一支常备军上，便可以把更多重量放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民主制度上——省下来的钱，拿去开学校、开诊所（参见费格雷斯书 1.16）。这个国家实际上选择了投资在国民的能力上，而不是投资在武力的投射上。
投资于人力资本
教育与医疗成了哥斯达黎加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不是把每一项经济结果都拉平，而是扩大人们获取那些基本能力的机会——那是社会流动的前提。
一个健康而受过教育的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资本。它提高生产率，扩大机会，让人能更充分地参与经济与政治生活。
从自然资本到经济资本
哥斯达黎加还示范了一个国家如何把自然环境变成经济资产。
它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森林、海岸线与生态系统，后来成了生态旅游和以保育为方向的经济活动的基础。哥斯达黎加没有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当成互斥的两件事，而是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自然资本本身可以产生经济价值。
所以它这个模式的优先次序，与新加坡是另一种组合：和平、教育、医疗、民主的稳定，以及对环境的看管。
五
制度不同，逻辑相近
把新加坡和哥斯达黎加当成可以互换的模式，是错的。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密集、位于全球贸易中心的城市国家，它的生存高度依赖国际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地理上大得多、生态上极为丰富的民主国家，它的经济与社会身份是在另一套历史条件里长出来的。
两者的制度文化因此很不一样。
新加坡更看重纪律、储蓄、行政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哥斯达黎加更看重民主的稳定、社会的和平、环境的保存和生活的质量。
“Pura Vida”这个说法抓住了哥斯达黎加政治文化里一样要紧的东西：繁荣并不只由GDP的最大化来定义。社会的凝聚、和平、闲暇，以及与自然的连结，也是这个国家对“成功的社会”这一概念的一部分。
所以更深的一层教训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该去模仿李光耀或者费格雷斯。
而是：成功的制度是按本国的条件配出来的（参见李光耀书 2.1—2.3：我不信任何主义，我只问一句，这个管用吗）。
新加坡不能直接把哥斯达黎加的经济结构搬过去，正如哥斯达黎加复制不了新加坡的城市国家模式。真正能跨境流动的，是它们底下的那些原则：投资于人力资本、财政纪律、制度的可信度、社会的稳定，以及肯做取舍的意愿。
六
中等体量的经济体：另外几个样本
有几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保障、经济竞争力与制度纪律是可以共存的。
瑞士：带社会保险的资本主义
瑞士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混合体。
它的政治制度把强产权、竞争性市场、财政纪律与广泛的社会保险合在一起。医疗并不是作为一项免费的政府服务提供的；个人参加受监管的保险体系，并承担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本。
与此同时，瑞士在教育、基础设施、科研与制度稳定上投入极大。
它的经验说明：一个社会未必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之间二选一。更要紧的问题是，这两样在制度上是怎么接起来的。
爱尔兰：人力资本与全球资本
爱尔兰是另一个有启发的例子。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人口大量外流。它后来的转变，靠的是教育、融入欧洲经济，以及一个对跨国投资极具吸引力的环境。
低企业税制帮它引来了科技、制药与金融公司，而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供给了这些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本。
爱尔兰的经验说明了一件事的力量：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一个对国际资本开放的经济接在一起。
挪威：把资源财富变成永久资本
在自然资源的纪律性管理上，挪威大概是最清楚的例子。
挪威没有把石油收入全部通过当期的国内消费分掉，而是设立了政府全球养老基金，让资源收入投到国际市场上去。
这里的逻辑很关键：把一时的自然资源财富，转换成永久的金融资本。
国家随后可以用这笔资本产生的回报去支持公共服务，同时降低资源收入骤然涌入把国内经济搞乱的风险。
所以挪威示范的原则，远远不止适用于产油国：当政府拿到一笔非同寻常的横财时，最有价值的问题不是今天能花掉多少，而是有多少财富能替明天保住。
七
和平红利与超级大国的尺度
小国和中等国家的经验，能不能用到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大得多的国家身上？
答案不是照搬它们的制度。大国的规模、地理与地缘政治责任，根本上是另一回事。
但底下的那些原则仍然有效。
1、重新计算战略透支的代价
一个大国不可能简单地废掉军队，然后指望享有哥斯达黎加那样的和平红利。以美国为例，它有全球安全承诺，也面对真实的战略竞争。
但军费是有机会成本的。
每一块投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里的钱，就不能同时花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科研或城市更新上。所以要问的不是军事力量是否必要，而是每一项军事承诺是否产生了足以抵偿其长期经济代价与人的代价的战略价值。
九一一之后那一系列战争说明了这笔取舍的量级。不论各自的战略理由如何，投入长期海外军事行动的巨量资源，就是不能同时投入国内更新的那些资源。
俄罗斯是同一条原则更戏剧性的例证。它在乌克兰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军事、财政、人口与经济代价。一个国家可以把非同寻常的资源投向地缘政治的野心，同时削弱自己长期繁荣的根基。
中国是另一种情况。几十年里，中国避开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把巨量资源集中在国内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发展上。高铁、港口、公路、城市化与制造能力，都是以极大的规模建起来的。
中国的经验因其政治体制而很复杂，但在经济上，它说明了一条基本原则：一个不把生产能力消耗在长期军事冲突里的国家，手上可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就更多。
2、资产所有权，而非永久的依赖
第二条经验关乎社会项目的设计。
传统的公共住房体系往往提供了住处，却未必给家庭一条积累资产的路。新加坡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用公共资源帮助家庭取得有生产性或会增值的资产。
对大国而言，HDB的具体模式未必搬得动。但底下的原则搬得动。
社会政策可以不只用来支持消费，也可以用来扩大所有权。
政策制定者不必只问国家如何补贴房租，还可以问：怎样帮助家庭积累权益、买下住房、建立退休储蓄、获得教育、练成可以卖钱的本事。
这就把福利政策从一种永久的转移机制，变成一种可能的财富创造机制。
3、共付原则与个人责任
医疗面对的是同一个制度困境。
完全靠私人付费的体系，会让脆弱的家庭暴露在灾难性的开支面前。而一个消费者不承担任何边际成本的体系，则会带来另一些问题，包括过度使用和资源配置的低效。
新加坡的做法提示了一条可能的中间路：把政府补贴与保险，同个人储蓄和一定程度的成本分担合在一起。
更广的原则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该照抄新加坡的医疗架构。而是：社会保险不必以取消个人责任为代价。
国民可以参加那些保护他们免于灾难性风险的制度，同时在日常的消费决定上仍然保留一份自己的财务利害。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养老、教育、住房和别的公共品。
八
国力真正的量法
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瑞士、爱尔兰与挪威的经验，指向一个更宽的国力定义。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只由它的军费、GDP或地缘政治影响力来衡量。它同样由这些东西来衡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制度的韧性、人口的健康、家庭的安全，以及国民建起有生产性的生活的能力。
这就回到了最初那个区分——不可缺少的与多余的。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保证国民能够获得有尊严生活的那些不可缺少的基础：食物、住处、医疗、教育、安全，以及有意义的机会。
但保住这些基础，并不能要求消灭收入、财富、志向与消费上的差别，也不能要求把每一种不平等都当作社会不公。
目标应当是造出这样一个社会：没有人被永久困在底线之下，而每个人仍然能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在这条线之上走多高多远。
九
“没有人有权享用多余的东西，只要还有人缺着不可少的东西”——这句话背后的道德直觉，至今有力。但光靠道德设计不出一套有效的经济制度。而国家一旦着手判定并强制执行国民可以正当拥有什么，对平等的保护就很容易变成政治控制的扩张。
更耐久的解法是制度性的，不是强制性的。
不可缺少的东西应当被保障，但不一定要靠白给。机会应当普遍可得，但结果不必一律。政府应当提供安全的制度基础，而个人保留在这个基础之上建造的自由与责任。
对大国来说，这条教训同样要紧。军事力量、地缘政治影响力和经济体量，最后都建立在一个国家内部根基的质量上。一个不断为对外野心牺牲自己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财政稳定与社会凝聚的国家，可能赢下一场场战役，同时慢慢削弱那些战役本来要保护的社会。
所以，一个繁荣社会真正的架构，既不是纯粹的福利，也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它是在安全与自由、团结与责任、公共投资与私人首创之间，仔细搭起来的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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