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ai · 2026-08-21 · 系于 费格雷斯书 1.1
一
如果一个人第一次来到哥斯达黎加，他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种近乎漫不经心的生活气息。
这个位于中美洲的小国，北邻尼加拉瓜，南接巴拿马，东临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首都圣何塞坐落在中央高原。它有火山、云雾森林、热带雨林和漫长的海岸线，还有树懒、猴子和色彩斑斓的热带鸟类，以及随处可见的绿色。
还有一种几乎已经成为国家性格的口头禅：Pura Vida。
字面上，它是“纯粹的生活”；但在哥斯达黎加，它不只是这个词，还可以是问候，道别，甚至是对“你好吗”的回答。总之，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事情未必完美，但生命本身值得珍惜。
这个被视为哥斯达黎加精神象征的词，最初并非产生于这里，而是与1950年代传入当地的一部墨西哥喜剧电影有关。电影中的主人公屡遭厄运，却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Pura Vida”由此逐渐进入哥斯达黎加人的日常语言，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这并不是说哥斯达黎加屡遭厄运，却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相反，虽然哥斯达黎加经济体量无法与欧美大国相比，但在中美洲地区，它的人均GDP、社会福利和人类发展指数（HDI）都长年稳居前列。哥斯达黎加的识字率高达98%左右，全民医保体系让普通百姓不会因病致贫，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极高。
最奇特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当地有一句民谚：“这里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是幸福的，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永远不会成为士兵。”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些的？这种从容、乐观和和平感是不是来自哥斯达黎加人历史上与生俱来的性格？
不是。
一个国家的和平，有时并不是性格，而是制度。当然制度的建立，靠的是人，有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人。
二
哥斯达黎加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军队国家”之一，并不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而是因为它经历过战争之后，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暴力，才能保护自己的自由？
一九四八年，有个人给这个问题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
内战结束后，何塞·费格雷斯·费雷尔（José Figueres Ferrer），也就是后来人们亲切称为“堂·佩佩”（Don Pepe）的政治家，成为胜利者。他掌握了革命政府的最高权力，本来完全有机会沿着拉丁美洲许多政治人物熟悉的道路继续前进——建立个人权威、强化军队、清除政治对手，然后把革命领袖变成长期统治者。
但他做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
他亲手在军营的厚墙上砸开一个口子，这不是文字上的，而是真的用锤子这样做了，从而结束了哥斯达黎加的常备军制度。并在掌权十八个月之后，把权力交还给民选政府。随后，1949年的新宪法进一步将这一选择制度化，明确规定不得设立永久军队；只有在特殊的国防需要下，才可以依法组织临时军事力量，而且必须服从文官权力。
这件事情的意义，不能只用“和平”两个字来概括。
因为哥斯达黎加并不是在一个没有军队传统的真空中做出这个决定的。它身处的是中美洲——一个在20世纪长期被军事政变、独裁统治、内战和武装冲突反复撕裂的地区。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一个刚刚通过战争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竟然选择削弱自己最直接的权力工具。
这才是何塞·费格雷斯·费雷尔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他不是没有剑。
而是拥有剑以后，选择把剑折断。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何塞·费格雷斯·费雷尔，也就是堂·佩佩。堂是尊称，佩佩是人们对他的爱称。
三
伟大的政治家，通常因他们建立的制度、征服的疆土，或以其名字命名的纪念碑而被历史铭记。然而，在现代政治史上，堂·佩佩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定义他的，不是他建造了什么，而是他拆除了什么。
他拆掉了军营，拆掉了军队作为政治仲裁者的可能；他拆掉了个人权力继续扩张的道路；他甚至拆掉了一个政治领袖最容易产生的幻觉——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不可替代。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择后来确实产生了长期的制度后果。
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资料指出，哥斯达黎加在1940年代的社会改革与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险制度建设逐渐展开；废除军队所代表的资源与制度方向，也成为后来哥斯达黎加社会政策的重要象征。
这里要把功劳记在对的人头上：社会保险局和劳动法典，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间卡尔德龙·瓜迪亚（Rafael Ángel Calderón Guardia）政府建立的——正是堂·佩佩后来起兵反对的那一边。他没有创建这套福利制度，他做的是把它保下来并往前推。这一点反而更值得注意：一个打赢了内战的人，没有顺手把对手的制度一起拆掉。
后来，哥斯达黎加甚至把这种“少花钱在武器上，多花钱在人的身上”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国家理念。2000年代，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曾在美洲国家组织推动所谓“哥斯达黎加共识”，主张发展中国家减少军事支出，把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和住房。
于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Pura Vida”的哥斯达黎加，并不是一个偶然躲过历史风暴的热带乐园。
它更像是一场政治实验的长期结果。
一个国家曾经认真地问过：如果军队不再决定政治，政治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国家预算不再优先购买武器，而更多投入教育与医疗，会发生什么？
如果一个政治领袖在获得权力之后主动退出，而不是试图延长自己的统治，制度是否能够活得比他更久？
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人：堂·佩佩。
四
堂·佩佩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乌托邦的想法，而是一种克制的现实主义。
首先，要理解他这些关于民生的做法，我们必须摆脱一种过于简单的现代分类，那就是把一切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都归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范畴。
堂·佩佩的经济思想，并非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而是一种渐进的、受欧洲费边主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他看到了两种极端的危险：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可能将弱者抛在市场之外，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又会扼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力与责任感。
他没有选择其中一端，而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一道边界。
银行体系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水、电等关键基础设施也建立起公共垄断，使国家能够掌握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并让普通农民和小业主获得过去难以取得的金融资源。然而与此同时，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并没有被消灭。
在他的构想中，国家应该负责托住人的生存底线：医疗、教育、水务、电力，以及基本的社会安全；而在这条底线之上，则应当尽可能把空间还给个人，让人的创造力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生长。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相当克制的政治判断？
国家应该确保人不会因为贫穷而失去尊严，但不应该替人决定如何生活。
这或许也是后来哥斯达黎加“Pura Vida”精神最值得注意的制度背景。
所谓“纯粹生活”，并不只是阳光、海滩、雨林和悠闲。
它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文化，首先需要一个前提：普通人相信明天大体会和今天一样，孩子能够上学，生病能够获得治疗，政治权力不会突然被军人夺走，政府不会因为一次选举就把整个社会推向暴力。
松弛感的背后，往往是制度提供的安全感。
而堂·佩佩真正做的，就是试图把这种安全感制度化。
五
他废除军队这个事，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就是把剑折断。
这是堂·佩佩政治遗产中最耀眼、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笔。
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政治传统中，军队被视为国家主权最直接的象征。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没有真正防卫能力的国家。
但堂·佩佩看到的，却是另一层现实。
在长期政局动荡的中美洲，小共和国的常备军往往并不是用来抵御外敌，而是成为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工具。军队一旦成为国家政治的仲裁者，政变就会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可能；而一旦枪杆子掌握了政治，选票就很容易沦为装饰。
于是，堂·佩佩做出了一个近乎反直觉的选择。
他不是加强军队，而是拆掉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他在贝拉维斯塔（Bellavista）兵营举行的仪式上宣布废除常备军。那一刻，他所摧毁的不仅是一座兵营所象征的军事机构，更是一种在拉丁美洲长期根深蒂固的政治逻辑：认为国家必须依靠枪支来维持秩序，政治权力必须拥有最后的暴力后盾。
哥斯达黎加后来将这一决定写入宪法。1949年宪法第12条明确规定：“永久军队”作为国家机构被禁止；国家可以维持必要的警察力量，而特殊情况下组织的军事力量也必须服从文官权力。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堂·佩佩并不是天真地认为世界从此不再有战争，也不是认为一个国家完全不需要安全力量。
他的判断更加具体：
国家需要保护秩序，但不一定需要一个能够夺取国家政权的军队。
于是，他把原本属于军事机器的政治地位重新交还给文官政府。
一个国家真正的防御能力，也不只存在于持枪列队的士兵之中。它同样存在于受过教育的公民、健康的人口、稳定的制度以及愿意维护国家秩序的社会之中。
堂·佩佩似乎比许多人更早看清了这一点：对于一个小型共和国而言，最大的安全威胁有时并不来自边境之外，而来自国家内部掌握暴力的人。
因此，他不是简单地“反对军队”，而是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他用一把碎掉的剑，换取了一套不必依靠剑来维持自身的制度。
六
现在我们再看看他这个人，一个拒绝神秘主义的人。
堂·佩佩的现实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政治制度中，它同样渗透到他的私人性格与精神世界。
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以一种近乎固执的知识分子诚实，承认自己是不可知论者。
他说过：
“我宁愿选择坦率的无知——说‘我不知道’，也不愿说‘我用信仰或信念来取代知识’。”
这句话或许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能解释他的思想方式。
他不喜欢假装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面对死亡，他同样拒绝借助神秘主义寻找慰藉。他曾把人的死亡比作一棵树的枯萎：
“当我死时，就像一棵树干枯了一样——一切都结束了。”
而他甚至用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继续说道：死后，他不会再见到朋友；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显灵”来给他们制造麻烦。
这种说法听起来冷峻，却恰恰体现了他的性格。
他不愿借助来世的承诺解释现世的苦难，也不愿利用神意为自己的政治判断赋予某种超越性的权威。他拒绝宣称自己知道宇宙最终的答案，于是只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回这个现实世界。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正因为如此，他对现世的责任反而更加认真。
如果没有来世替我们补偿，那么人间的公平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神秘力量替我们纠正错误，那么人就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这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现实主义。
七
堂·佩佩的性格甚至体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
年轻时在波士顿求学期间，他曾短暂尝试抽烟斗，但很快便放弃了。原因并不是什么健康理念，而是他嫌抽烟斗太麻烦。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抽烟斗，一个人总得随身携带三样东西：烟斗、火柴和烟草；而他总是把这三样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习惯会干扰长时间的学习和专注。
当他向身为医生的父亲解释这一点时，父亲却半开玩笑地指出：这种“阻碍专注力”的解释，听起来倒有几分神秘主义的味道。
这段轶事看似无关紧要，却很能说明堂·佩佩的心智结构。
他对那些无法验证、无法操作、无法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抽象概念，本能地保持警惕。他喜欢能够观察、能够验证、能够解决的问题。
甚至面对人生最大的命题——死亡、信仰、意义——他也宁愿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愿制造一个漂亮的答案。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精神纪律：
宁可接受现实的不完美，也不愿用幻想把它包装得更容易接受。
八
节俭不是美德表演，而是政治伦理
这种现实主义最终又回到了他的生活方式。
堂·佩佩过着相当节俭的生活。这不仅与家庭历史有关——他的家族曾经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贫困与饥饿——也与他长期坚持的一种朴素原则有关：
只要还有人缺乏生活必需品，就没有人有权把奢侈视为理所当然。
这句话的真正分量，在于它并不是对穷人的同情，而是对富人的约束。
在他看来，治理国家不是一种获得财富、地位和荣耀的职业，而是一种对共同体承担责任的工作。
这种观念也延续着他家庭中的生活传统。小时候，祖母常说一句极其朴素的话：“宁可撑坏身体，也不要浪费东西。”
这句话背后没有宏大的政治理论，却有一种深刻的生活伦理：资源不是理所当然的，富足也不是天然的权利。
堂·佩佩甚至把“舒适”定义得异常简单。他曾温暖地回忆，多年来，对他而言，一个不漏雨的屋顶就已经是莫大的享受——至少夜里不必为了躲雨而不停地在屋里挪地方。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苦行僧式的道德表演。
它更像一种自我约束。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长期生活在奢侈之中，他迟早会开始寻找理由证明这种奢侈是合理的；而一旦他需要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公共权力便开始悄悄转化为私人利益。
堂·佩佩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九
堂·佩佩与李光耀：两条相反的路，同一种现实主义
堂·佩佩与新加坡的李光耀之间，存在一个颇为有趣、甚至有些反直觉的对照。
两个人在制度设计上的选择几乎完全相反。
堂·佩佩废除军队；李光耀则建立了一支高度现代化、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
但如果把两人的选择放回各自所面对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中，就会发现，他们背后的思维方式其实极为相似。
两人都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
李光耀面对的是一个面积狭小、资源有限、处于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岛国。他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威慑能力，新加坡很难保证自身的生存。
堂·佩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哥斯达黎加而言，真正危险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而是一个拥有政治野心的国内军队。如果保留这支力量，军人便可能成为政治权力的最终仲裁者。
因此，李光耀选择强化国家的武力，是为了确保国家能够生存；堂·佩佩选择取消国家的武力，则是为了确保民主能够生存。
一个靠剑保护国家，一个靠折断剑保护制度。
这并不是简单的价值观差异，而是对不同现实条件所作出的不同回应。
两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愿让种族、宗教或身份政治成为统治者永久动员社会的工具。他们都试图建立一种世俗的、相对宽容的社会秩序，让不同群体能够在同一个国家框架内长期共存。
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追求的并不是某位领袖的永恒，而是一套能够活得比领袖更久的制度。
这或许才是政治家最难完成的工作。
不是让自己永远掌权，而是让国家在自己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十
最难的政治选择，是主动退出
堂·佩佩记了一辈子的一句话——他特意说明，那是一位墨西哥人说的，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
“如果一个人不按他所想的去生活，他最终就会按他所生活的去思考。”
这句话其实也是他本人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
一个人一旦长期生活在权力之中，权力最终会反过来塑造他的思想。
最初，他可能告诉自己掌权是为了改革；后来，他会认为自己不能离开，因为改革尚未完成；再后来，他开始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拯救国家。
到最后，权力不再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变成了理想本身。
堂·佩佩似乎始终警惕着这条道路。
所以，当他已经拥有建立个人统治的条件时，他选择交出权力。
这里有一个必须先答的反问：那十八个月本来就是讲定了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军政府上台之前，他与乌拉特立过约——十八个月后交权，约里还许他多留六个月。于是有人会说，他不是选择交权，他只是照约交权。
答案是：约是可以撕的，而他有撕约的本钱。一九四九年四月，他自己的公安部长卡多纳（Edgar Cardona）带兵反了军政府，史称「卡多纳事变」，被他压了下去。那是砸墙之后四个月，交权之前七个月。也就是说，直到交权的那一刻，他手里仍有一支听他的武装，也刚刚证明过自己压得住挑战。那些年的中美洲，比这一纸更重的约都撕过。
他没有撕。十八个月满，他把位子交给了乌拉特——当初选举被作废的那一个人。约束他的不是那张纸，是他肯认那张纸。
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决定。
因为废除军队需要勇气，而放弃权力需要更深的自我克制。
他没有留下个人王朝，没有建立领袖崇拜，也没有把军队变成个人遗产。他留下的是一个独立的选举制度、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以及一个能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运转的共和国。
这也是为什么“堂·佩佩”这个名字最终没有成为某种个人神话。
他的真正遗产恰恰是：他要按照制度行事。
他在后来曾两次当选总统，一九五三年一次，一九七〇年一次，两任之间隔了十二年。他不是不要权力，而是按照制度来得到权力。
十一
今天，人们谈论哥斯达黎加时，往往想到的是热带雨林、火山、海滩、生态旅游，以及一句轻松得几乎没有政治意味的话：
Pura Vida。
然而，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词能够在哥斯达黎加扎根？
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把“生活”本身变成一种公共文化？
答案当然不只是没有军队，也不只是拥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它背后是一整套长期积累的制度与历史经验：政治权力更多地通过选举而非枪杆子转移，国家资源更多地投入教育与医疗，而不是维持一支可能干预政治的常备军。1949年宪法把废除永久军队写入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历史选择最明确的法律表达。
因此，“Pura Vida”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它听起来多么轻松。
而是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相当严肃的政治命题：
一个社会只有在基本安全感得到保障之后，才真正有资格谈论从容地生活。
堂·佩佩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他拥有多么伟大的政治理想，而是他拒绝把自己变成理想本身。
他不相信国家必须依靠军队才能安全，于是折断了剑。
他不相信领袖必须终身掌权才能完成使命，于是主动离开。
他不敢声称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于是接受了人的有限。
他不认为财富天然意味着特权，于是选择简朴。
他不认为自己拥有最终答案，于是保留了说“不知道”的诚实。
这几件事情表面上毫无关联，实际上却来自同一种性格：对权力、幻觉和自我重要性的持续怀疑。
他宁愿相信可以看见的制度，也不愿相信不可验证的神话；宁愿接受人的局限，也不愿用宏大叙事掩盖现实；宁愿让一个国家失去军队，也不愿让军队拥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
这就是堂·佩佩的不加掩饰的现实主义。
他明白，人会死亡，树会枯萎，领袖终究会离场。
真正值得留下的，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套在那个人死后依然能够运行的制度。
所以，标题中的两种意象其实指向同一个答案。
碎剑，是对权力的克制。
枯树，是对死亡的诚实。
而在两者之间，堂·佩佩选择把一个政治家的全部责任，留给活着的人。
这也许正是哥斯达黎加最值得世界重新认识的地方：
一个国家真正的“纯粹生活”，从来不是逃离现实。
恰恰相反。
它首先来自对现实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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