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ai · 2026-08-16 · 系于 会规 9.14
一
如果这个人不值一驳，那也无需我多费口舌。
但他不是。查尔斯·泰勒，一九三一年生于蒙特利尔。著名哲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建树卓著。曾获京都奖、克鲁格奖与邓普顿奖。二〇〇七年，魁北克因移民与宗教习俗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省政府设立委员会调查，他出任联合主席，其报告日后影响了多国政策。
京都奖由我所敬重的稻盛和夫设立，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誉，因此我相信泰勒必有过人建树。
京都奖的颁奖词称，泰勒博士从整体个人主义视角，倡导社群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他以毕生求索，为人类指明前路，构想了一个多元异质文化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未来。
何谓整体个人主义？它主张个人主义固然重要，但如何实现它，取决于一个人如何与周遭相处，由此引出「社区网络」的概念。人类正是通过对话织就的网络来建构身份、确立框架，在此框架内，人得以辨明善恶、取舍价值、抉择行止。
这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不言而喻之事，也得有人反复言说方能深入人心。作为学者，须将不言而喻之事的底层逻辑析理分明；作为有影响力的人物，更要将不言而喻之事付诸实践。看来他都做到了。
然而，我恰好读到他一部畅销著作，发现问题甚大，不得不说。
这本书叫《世俗时代》，二〇〇七年出版，很厚。此书旨在解释：西方如何从一个几乎无人不信耶稣的世界，演变为今日信仰仅为一选项的世界，以及现代世界的信仰危机。
书中论道，现代社会中，人成了封闭的原子化个体，自以为内心安全独立，与外部宇宙的威胁保持距离，自我与外界之间横亘着清晰的心理边界，此即「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反之，中世纪的人则是「多孔自我」(Porous Self)，他们栖居于充满魔力的世界，易受神灵、恶魔与宇宙力量的侵染，自我与外界并无明确边界。他认为，现代人获得这种缓冲自我的代价是孤独、自说自话，以及无法满足对超越的渴望。
换言之，他认为，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与理性需求皆获满足的世界里，许多现代人仍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们所做的一切皆缺失一个更宏大的宇宙叙事。这并非寻常的空虚，而是一种持续的烦扰——觉得纯粹的物质宇宙是「扁平的」，仿佛缺失了一个维度。
他进一步指出，此乃有其历史根源：现代世俗社会是中世纪基督教社会诞下的子嗣，是其下一代，并非如世人所言，不过是将上帝剔除、代之以科学理性那般简单。洋洋数十万言，结论不外乎：现代社会是内在的、封闭的；中世纪则是超越的、敞开的。
我知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其涉猎世俗社会研究甚深，且获政学两界广泛称许。然其论点与我此前驳斥过的诸多人士如出一辙，令我慨叹，当代诸多思想家仍犯有严重逻辑谬误，且不遗余力地误导大众。故而我亦只能不遗余力地指出其谬，以正视听。
二
先说第一事。书中他反驳一种流行说法，称之为「减法故事」：从前人皆信神，后来科学兴起，将神减去，余者便是今日。
他说不然。世俗并非减出来的产物，它自有其历史、自有其道德秩序、自有其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正面主张。
这倒不假，世俗社会确非凭空而降。然而所谓「减法故事」，不过是他自树的靶子。此说是否流行，无人确知，亦不甚重要。
三
且看他所说的历史进程究竟何指。他说：世俗乃在基督教内部生长而出。宗教改革要求人人在日常生活中虔敬修行，由此抹去了神圣与世俗之界线，进而引发世界的去神化运动。而后方有所谓「内在框架」——「内在」意味着不再与神鬼对话——框架中遂生出那个封闭的自我；而从前那个自我是通透的，向一个满含意义的宇宙敞开着。
换言之：教会诞下了世俗，分娩时抛却了神鬼诸般物事。他大概是想说：世俗乃宗教自行孕育，出力的只是教会里面的人。
这不正确。这是把一场制度的垮台，说成了一次血脉的传承。照此讲法，暴君亦可称为民主之父——只因他把暴政做得太难熬，人才起来推翻他。
四
这个关于「诞生」的故事，有两处根本站不住脚。
其一：世俗社会在中世纪之前便已存在。不靠神来解释世界，并非十六世纪才发明。德谟克利特论原子，伊壁鸠鲁言人不必畏神亦不必畏死，卢克莱修更将整套思想熔铸为长诗——那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事。那部诗失传千余载，至一四一七年方于某修道院书架上重见天日。重见天日。那不是诞生，那是找回。
其二：世俗社会不是被生下来的，是打出来的。一五五三年，塞尔韦特在日内瓦被处以火刑，下手的是新教。一六〇〇年，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下手的是天主教。一六三三年，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认罪，此后终身软禁。笛卡尔——泰勒竟引以为信仰孕育科学之例证——将人的心智置于确定性之中心，教会的回应则是将其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该目录自一五五九年设立，迄一九六六年方废，历四百年，乃一张不许人读之单子。伏尔泰之书被当众焚毁，其人被囚巴士底狱，再遭驱逐。
这些不是教会诞下的子嗣，这些乃是教会欲掐死之婴孩。世间哪有母亲靠杀戮子嗣来完成分娩？将四百年之血腥压迫写成一次分娩，非但不是史学洞见，实乃替教会涂脂抹粉。
五
更要紧的是，旧世界之崩塌，并非因谁随意将神拿掉。它崩塌于办事无能。饥荒至，它喂不饱民；瘟疫来，祷告无济于事，欧洲死者三分之一。其内部早已烂透，官位可鬻，赦罪可沽。终至自我撕裂，打了百年宗教战争，基督徒为教义而杀基督徒，杀到幸存者忍无可忍。
启蒙时代之人渐悟：科学、理性、人之幸福与权利，方为至要。他们思考，他们写作，他们斗争，积累了一座重要思想宝库。随后，最具代表性的时刻到来——美国独立。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将追求幸福列为不言而喻之权，不依赖救世主之裁决。华盛顿说得更明白：
「我们帝国的基石并非奠基于充满无知与迷信的黑暗时代，而是在一个对人类权利有更好理解且更清晰定义的纪元；人类为追求社会幸福而进行的探索已深入广泛，哲学家、智者和立法者们历经岁月积累的知识宝库向我们敞开，他们集体的智慧可以幸福地应用于我们政府体制的建立。」
世俗秩序非将神拿掉之一瞬，乃与那黑暗时代长久抗争之所得。
六
我此前说过，我驳斥过历史上诸多试图让我们重拾神话之人，今观泰勒，何其相似。
当圣经字面解释渐难自圆，柯勒律治意识到了。他说：「凡先爱基督教胜过爱真理的，必进而爱自己的宗派或教会胜过爱基督教，终至于爱自己胜过爱一切。」逻辑上，他明知真理当先，然为护持基督教，他引入知性与理性之区别，将宗教说成理性无法理解之事，但知性明知其真，于是坚持真理便成了坚持教会，以使他们之间的那岔路口永不到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玩这套。他不砌墙，也不狡辩，可是不认账。他写道：「倘若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确实在基督之外，那么我宁可留在基督这一边。」这至少是诚实的。他将自己心中的排序直言相告。
泰勒知此二法皆不可用：柯勒律治之壁垒已难抵挡，陀氏之言于现代学者又过于赤裸。于是他择第三条路：不为自己一方辩护，转而诊断你。在他笔下，不信者不是错了，乃是病了——扁平的，封闭的，有所缺失。
七
他们的共同手法，是将美词贴于己侧，将恶谥加于你身。
写世俗一方：内在性的郁结；一种完全封闭于内在秩序、因而本身便有所欠缺的生活。
写信仰一方：丰盈，超越，敞开。
那不是论证，是以形容词强词夺理。
八
任何时候，人皆有不满足，此乃人之本性。有人觉得神能予其慰藉，那是他们私事。然身为学者、身为哲学家，论断须有理有据、逻辑正确，因大众往往缺乏此能力，他们倚赖你，而你不可欺之。若不要逻辑，人们直接读圣经便罢。
中世纪之时，人亦有种种不满足，那么多人对科学心怀渴望，不是吗？
若基督教当真不可或缺，中世纪为何让位于世俗世界，为何「产下」这样一个子嗣？若基督教的下一代是世俗世界，那为何要回头，道理安在？返祖现象？
还须指出一处：他所谓「超越」，是定死在超自然那一边的。如此一来，内在框架之缺少超越，便非他考察所得，乃是他定义所致。他并未证明什么，只是这样命名罢了。
世俗世界为何不能满足人的超越感需求？科学揭示的宇宙起源与边界，时空之变形，量子之规律，对浩瀚星河之向往，难道不是超越？
人必有一死，固觉荒诞，然人不愿死得轻如鸿毛，而欲重于泰山，纵使如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亦往之，此非超越？
亚洲无基督教，照样步入现代世俗社会，有宪法，有民主；若需「超越」，亦可拜祭神灵，社会照样前行。
九
最后说说那个「洞」。他说世俗生活里有一个洞。我说那是一道疤。
中世纪为一句话便可烧死人；为一本书便可囚人；道一声「我不知道」或「我不信」，便要受罚处死。那是一个毒瘤。
外科医生将瘤切除后，病人不会立于镜前悼念那瘤曾占据之处，不会觉得那里有个洞。他不会怀念那疼痛。他健康地离去。
十
故而我须指出，这些护教人皆有一通病：逻辑不通时，便另寻他法以自固其位。
柯勒律治篡改定义，以使真理与上帝之岔路口永不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诉诸情绪：纵然真理与上帝有别，我仍宁愿留在上帝一边。
泰勒则偷换论题：将「这是不是真的」，换成「你这样活是否满足」，再补一句「可是那样活，人会很空虚」。满座之人往往颔首，觉此语更有人情味。
然这改变不了事情之真相。
画廊 →画廊不是经文。此处文章皆署名、皆可出错、皆可被驳，且永不得改写入经文。（参 会规 7.3）